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昂贵的户口交易
| 北京“户口交易”有价无市的局面上周被打破。北京鸭王烤鸭店有限公司总经理刘邵华获得了该市地税部门的3年纳税304万的涉税证明，这意味着刘邵华将成为北京市第一位获得常住户口资格的外地私企老板。
北京市政府今年10月1日起实施的《关于外地来京投资开办私营企业人员办理北京市常住户口试行办法》中规定，私企经营者想为本人、配偶和一名子女申请京城常住户口，除了“企业连续3年每年纳税80万元人民币以上或者近3年纳税达到300万元人民币以上”的税收条件，还包括“企业职工中本市职工连续3年保持在100人以上，或者达到职工总数的90％以上”等条件。这是一桩昂贵的交易。
作为计划经济制度的残留标志，中国的户籍制度近年正在发生变化。但使我们感到担心的是，本该逐渐废除的隔离城乡的户籍制度，正在成为一件由地方政府单独定价的“垄断商品”，等于人为地制造了一个户口市场。据统计，在北京闯荡和生活的外地人，在册的有237万。也就是说，北京市的外来人口起码在237万人以上。如果十分之一的人纳税达到300万，那就是数百亿之巨。我们也知道这在事实上是不可能的，但对这件“垄断商品”的定价如此离谱，实在让人觉得有点不可思议，如果一张北京户口真值300万，想来不少北京人愿意卖掉他们的“身份”。
最近一期的《远东经济评论》说，中国的平均进口关税已呈下降趋势，但省际商品贸易的平均“关税”却在上升（见本期Ｄ3版）。尽管对这样的说法我们不能完全接受，因为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只能使地方保护主义的成本升高而不是相反，但让我们联想到：当省际“关税”得到遏制，像户籍制度这样的篱笆不正在充当“非关税壁垒”的角色吗？
在经济学的视野里，一个制度存在的惟一意义是它的坐标衡量标准——效率。制度作为一种特殊商品，同样无法逃脱“边际收益递减”的缠绕。供给一旦过剩，就必然会“边际收益递减”，由此带来效率的递减。在我们看来，就整个中国的经济社会的发展而言，户籍制度正在成为一种“过剩”的制度，废除它的经济收益已经大于维持它的经济收益。
有一种说法，户籍放开会对城市管理造成压力，比如住房、交通、教育、供水等方面都会出现更大的困难。但事实上，户籍制度不放开，流动人口照样进城。我们为什么不相信人口资源的市场配置效率呢？在社会和市场开放的条件下，制度变迁由低效率向高效率的进化就是不可逆的。据说，在浙江的一些地方，一些下岗在家的城里人已经愿意放弃城镇户口到乡下搞养殖。
1958年1月9日，中国第一部户籍管理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颁布实施，从此有了不同地域之间的户口之分。1998年10月5日，中国政府签署的《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中，第十二条规定“合法处在一国领土内的每一个人在该领土内有权享受迁徙自由和选择住所的自由”。我们相信政府签署这一国际公约肯定是真诚地希望中国每一个公民都能够自由、幸福和有尊严地选择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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